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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(CNBC)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的分析显示，过去一周，美国平均每天新增近8.35万例Covid-19病例，比前一周增加14%。福奇在“2021年统计峰会”上接受采访时表示：“要想控制疫情，可能需要把每天的确诊病例降低3300人。”

　　经济观察报 社论 12月11日至12日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。一如市场预期，会议提出，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。提高财政赤字率，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、更加给力。

　　在财政支出总量显著加大的同时，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信号是，财政支出进一步向民生领域倾斜。会议提出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更加注重惠民生、促消费、增后劲”。

　　对当下的中国经济社会来说，这样做必要而且紧迫。

　　财政支出可以分为三类：行政管理类支出、经济建设类支出和民生类支出。一直以来，在中国的财政支出中，第二类占比较高。

　　以地方财政为例，过去十多年里，地方财政将更多的资源投向了各类建筑工程，其中一些项目固然也能够惠及民生，但资源投入最主要还是为了拉动经济增长。此外，地方政府还将很多财政资源以各类补贴的形式投向了企业生产端。

　　供给产生需求，就业拉动收入，民生当然会从经济增长中受益。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，这种财政投入的倾向性无可厚非。

　　目前，这种财政支出方式的弊端愈加明显。其一，在基础建设领域，挑选具有显著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项目的难度日益增加；其二，对生产端的各类补贴不仅造成各地内卷式招商，客观上还导致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，也有违公平竞争原则，有政府不当干预市场之嫌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尽管我们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也有较高速度的增长，但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，跟发达国家相比，无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抑或是占GDP的比重，民生财政都有可提升的空间。如果考虑到在个别年份，部分民生领域支出占GDP的比重还出现过不升反降的态势，为这些领域补缺恐怕也不能忽视。

　　现实地看，我们对民生领域的支出需要“持续用力，更加给力”。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释放了明确的信号。会议针对性地提出了“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”“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”“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”等措施。

　　应该厘清的是，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不是要搞 “福利主义”。客观而论，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。

　　当前，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内需求不足，解决之道在于扩大内需，特别是扩大消费。消费能力的提升取决于百姓收入的增加，也有赖于更有力的社会保障。很多人不敢花钱，是因为面对诸多不确定性，考虑到未来在医疗、养老等方面可能的支出，不能不多一些储蓄。

　　正因如此，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，“大力提振消费、提高投资效益、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”被列为明年的九大重点任务之首，其中的政策抓手就包括提高养老金和医保财政补助标准。这背后的政策逻辑很清晰——提高对民生领域财政支出的力度，增加社保的厚度，让百姓的后顾之忧少一些，有助于增强消费意愿，进而实现扩大消费、扩大内需的目标。

　　还需要指出的是，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，绝非稳经济的短期政策选择。从国内需求和海外经验看，这也应该是中国财政支出的长期趋势。

　　这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过去股票的平台，地方政府擅长搞项目和投资拉动，也更关注项目建设的效率和经济增长的数据，今天我们说，“中国式现代化，民生为大”，核心关切是增强百姓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就此而言，如何更有效地服务民生、服务“具体的人”，将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门“新功课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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